中村,即中村震太郎,日本国参谋本部情报科陆军大尉。1931年初,受参谋本部派遣到中国东北,调查满蒙军事情报,同时企图勾结蒙古王公进行颠覆破坏活动,为侵略中国做准备。5月中旬,中村震太郎完成中东铁路西部线的军事侦察后,又潜入洮索地区,刺探军情。5月18日,中村以日本农学家的身份为掩护,在中国领取了护照。6月2日,中村到达齐齐哈尔,与日本昂荣旅馆老板井杉延太郎取得了联系,又雇佣1名俄国人和1名蒙古族人(系扎赉特旗王府的人)担任译员和随从。6月9日,他们从博克图附近的伊列克得车站出发,沿兴安岭、索伦山,奔洮南一带进行军事间谍活动。6月25日晨,行至察尔森四方台子(今宝合屯)时,被正在操练的兴安屯垦军等一营第三连连长宁文龙扣留。经搜查,中村等人带有: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一张;中文同比例之军用地图(前奉天测量局出版)一张(中日两种军用地图都经用铅笔勾改,显然是经现在印证后校对过的);晒蓝纸俄文地图一张;透明作业纸一张;洮索铁路路线图一张,附立体桥梁涵断面图一张(一部分,系自测自绘);草图一张(系自测自绘);笔记本两本,一本记载其个人私事,其头篇记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国参谋省派遣他作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赴满洲兴安区一带活动和在东京驿送行的情况,一本记载他所经过地点,如洮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度河和扎免采木公司;报告书两封,主要报告他所遇到的人事,如洮南府满铁办事处负责人(忘记姓名,系张海鹏的代言人)和在巴公府的会谈记录等;表册三份,一册是调查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将校姓名,驻屯地点,营房景况、容量、坚固程度,车辆马匹粮食辎重;一册是调查蒙旗、县的人口、物产及畜群之多寡,森林矿藏之有无,蒙汉军民之情况;另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雨量、风等项;所携带之物品,洋马三匹,蒙古马一匹(鞍装俱全),三八式马枪和南部式手枪各一支,望远镜一架,测板标杆标锁一套,图板一块,方、圆框罗盘针各一件,寒暑温度计一具,天幕一架,防雨具一套,皮衣、罐头、食品等数件。从缴获的大量物品证明,中村震太郎、井杉延太郎系日本间谍。
26日晨,东北兴安区屯垦公署军务处处长兼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对中村进行第一次审讯。在审讯中,中村态度蛮横,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但拒不招认进行间谍活动的罪行。接着提审井杉延太郎,他供称:“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尉,我是曹长,现已退役,是中村的助手”。关玉衡在傍晚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决定将中村等人处死,并再行审讯取供。
当晚,进行第二次审讯。中村态度依然蛮横,并与审讯他的官兵格斗,被三团士兵用枪托击昏后,连同井杉延太郎等4人,于午夜12时30分被押至察尔森后山枪决,把他们的尸体连同行李、马匹、衣物等均予焚毁。27日晨,关玉衡驰赴洮安(今白城市),向代理督办高仁绂作了汇报,并拟就快邮代电连同中村等人的间谍文件、证物托苑崇谷至北平呈报张学良。张学良令关玉衡:“妥善灭迹,作好保密。”
7月初,日本特务机关得知中村等人被处决的情况,日本关东军立即派大尉片仓衷到中国秘密调查。几天后,片仓衷查明:中村的手表被第三连司务长李德保押到当铺,偿还赌债。
8月9日,李德保被邀至朝日旅馆,掉进日本人事先策划的圈套中,交出了当表契票,说出了中村等4人被处决的详细情况。当晚,李德保被毒死在朝日旅馆中。
8月17日,日本陆军总部发表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声明》隐讳中村震太郎等的间谍罪行,反而造谣污蔑。与此同时,日本设在东北的《盛京时报》、《朝鲜日报》、《泰东日报》也纷纷发表消息为中村等人推卸罪责,并谎称中村携带鸦片、海洛因到兴安区游历,被土匪队伍杀害,有的竟直接说为关玉衡的部队杀害……。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前往兴安区亲自勘察。土肥原到达白城后,遇到屯垦军官的严格盘查,土肥原心惊胆战要求兴安区屯垦公署派兵随行保护,被高仁绂以“本区向无此例”为由而断然拒绝。土肥原行至葛根庙时,预感去镇国公府(今察尔森)境遇会更坏,便返回沈阳。土肥原回到沈阳大肆宣扬:“兴安区部队要哗变,一切准备妥当,只待发动。”驻沈阳总领事林九治郎则在外交上施高压,一天多次向东北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抗议”,企图迫使东北长官公署将关玉衡捕至沈阳为中村震太郎偿命。
9月10日,张学良在北平向日本使馆矢野参事表示:将极力设法解决中村案。9月13日,张学良命东北宪兵司令陈亚兴带人前往兴安区调查“中村事件”。同时,荣臻暗中派人将关玉衡保护起来,对外声称:“已将关玉衡逮捕,听候处置。”
9月17日,荣臻同林九治郎进行谈判。林九治郎提出4项条件,具体是:“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建设洮索铁路和准许日本人在兴安区购买土地,从事开垦耕种。”荣臻答复:“我得请训,等候张副司令批示”。
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中国驻沈阳东北军队发起进攻,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中村事件”也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之后不了了之。